【世界政治】Charles King：美國國際研究衰落之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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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5 Issue

Best of 2015

Charles King

林象譯

譯文原載：譯言網

2013年10月，美國國務院取消了其對俄羅斯和前蘇聯區域內進行高級語言和文化培訓的項目資助。被稱之為“Title VIII”的項目創建於1983年，由國會給予特殊撥款。該項目支持了許多專家在學術領域、智庫從事研究，也為美國政府本身從事相關工作。然而，當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官員向俄羅斯新聞機構俄通社透露“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不可能繼續給予支持”時，該項目關閉才僅僅一個月，隨後即發生了如今已家喻戶曉的大事件：烏克蘭國內親歐盟勢力的革命，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美俄關係降至冷戰以來的最低點。至少可以說，中止該資助的時機並非太好。

中止美國對俄羅斯學術研究的項目支持僅僅只節省了330萬元的納稅收入，相當於購買兩枚戰斧式巡航導彈的花費，或是航母戰鬥機組半天的巡洋時間所耗費的成本。這樣的發展是更大的趨勢的一部分：較長時期內，國家對於關注國際事務的教學與研究在規模上的削減。兩年前，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曾予以警告，人文社會科學潛藏着危機。“如今，危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深刻，”該學院的報告總結道，“國際合作的精神、對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促進、國際外交的需求，甚至國家安全的增強，在一定程度上，都取決於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對公民的訓練，包括語言、跨國研究、道德和政治哲學、全球化倫理和國際關係。”為了應對來自大學和學術協會的遊說，“Title VIII”項目已於今年早些時候重啟，但是，對該項目的經費支持比之前削減了一半以上，而且以後撥款的数字尚屬未知。鑒於政府在俄羅斯和東歐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挑現在這個時間削減政府對下一批國際專家的支持似乎是很奇怪的。

作為一股影響全球的勢力，美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優勢的產物。這個國家真正霸權是其潛藏於各民族中的無與倫比的知識：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他們的歷史和政治制度、他們本土化的經濟和人文地理。通過“Title VIII”等項目，美國政府構建了一個擁有“一分鐘人”精神(譯者注：一分鐘人是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民兵。獨立戰爭期間，“一分鐘人”在北美享有盛譽，它指的是反抗英軍、追求自治的民兵)的非凡的群體：學者、研究生和本科生等，他們以其語言技能、歷史敏感性和純粹的求知欲深入考察外國社會。有時，決策者們會試着傾聽他們的意見，而且並非偶然的，這些學者甚至成為了決策者本身。

在美國高等教育的偉大創新的支持下，知識體系逐漸繁榮：不受約束的研究，通過嚴格同行評審的獎學金評估，對發現事物實用性以外價值的期待，以及基礎研究與創新教學之間的聯繫。如果，你想要獲取基於確鑿證據的有關巴基斯坦恐怖主義的專家意見，或是中國地區的環境惡化情況，抑或俄羅斯各地方政府的政策，那麼在美國大學中總有人可以提供這方面的信息。很難想象，一個巴基斯坦的學者會了解內布拉斯加州，一个中國的研究者可以與美國官方人員談論底特律的復興，或者，一個俄羅斯的教授擁有對美國下一任總統競選的原始數據。

但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國家戰略的轉變、對全球化影響的誤判，以及學者自身對現實的疏離，共同削弱了美國智力資本的關鍵組成部分。由國家支持的教育機構和各學科開始放棄培養人才的任務，而那些受培養的男男女女們則名符其實得舒適地穿梭於全球各地。相應的，政府機構也削減了總的支持，甚至減少了被認為與美國國家安全有關領域的特定研究課題。更糟糕的是，如今學術研究也遭受了與“文化戰爭”相同的責難，這些指責聯邦議員過去可是為低俗的說唱歌詞和褻瀆神靈的藝術品而保留的。除非美國政府停止這種惡性循環，這些變化不僅會削弱國家的智力儲備，而且也會侵蝕那些由良好的國際事務教育所應催生的思維習慣：對於他人、實踐和超越自身想法的那些思想的充分理解。

迷失在政策的轉換中?

美國人天性就搖擺在孤立主義和全球戰略之間，但這樣的選擇通常是政府在推動的。一個世紀前，在歐洲和美國，學習外語的人數比例大致相當，兩地大約均有三分之一的在校生學習現代外語。然而，在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幾乎一半的美國人認為在學校教授德語或其他國家的語言屬於非法。這導致1923年最高法院作出決定推翻這一做法。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試圖培養語言學家和實用領域的專家，但是這些舉措很快就中止了。直到冷戰爆發，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等私立大學才對這一問題投入密切關注，並開始對俄羅斯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卡內基、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會資助學者對蘇聯的政治、歷史和經濟進行專項研究。

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才關注到如今被稱為“國際化”的那股潮流，使之成為成為國家戰略——這也是應對人造衛星做引發的恐慌，以及蘇聯將很快在科技領域獲得超前優勢的感覺。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案》，然後是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及其後續法案，都為在美研究生進行高級語言培訓和從事區域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資助。而其他措施包括，立法搭建一個遍布美國主要大學內的國家資源中心網絡，進而幫助運作碩士研究項目和其他形式的機構，用以培養下一代的專家群體。到2010年，被稱為“Title VI”項目的總體規模達到了1.1億美元，項目涵蓋了東亞、拉美、中東、俄羅斯、歐亞大陸和其他地區。隨着用於國際間學術交流的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譯註：一項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國際教育交流計劃)在1961年的成立，“Title VI”項目成為培養未來政治科學專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在世界各地從事研究工作的人的主要資金來源。

從表面上看，這些投入似乎取得了回報。美國各大學府中呈現出全球最具國際化視野的氛圍。沒有哪個大學校長可以在缺乏進一步國際化戰略的情況下勝任其職。從事專項研究的新的學院在美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例如，俄克拉荷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成立於2011年;印第安納大學的全球化與國際化研究學院與2012年開辦。老牌的學校中，包括佐治亞大學的埃德蒙·A·沃爾什外交服務學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以及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關係學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排名均屬全球前列。美國的案例已成為全球各地相關機構的典範，如柏林的赫爾特管理學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兩校分別成立於2003年和2004年，以及成立於2010年的牛津大學布拉尼瓦克管理學院(the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誠然，美國年輕人們可以與開羅的同齡人一起玩电子遊戲，與聖彼得堡的朋友聊天，從在北京朋克樂隊那裡下載音樂。但是，消費這個世界與理解這個世界並不相同。在經歷了20多年來的穩定擴張之後，美國大學外語課程的招生人數在2009年至2013年間下降了6.7%。多數語言課程的學生人數遭受了兩位數的下降。甚至西班牙語——美國學生所選擇的一門比其他外語學習者人數總和還多的語言——也遭受了自現代語言協會(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58年開始統計學習人數以來的首次下降。現在，美國高校研究最多的第三大語言——緊隨西班牙語和法語之後的——是一門土生土長的語言：美國手語。

類似的事情在一個最令人懊惱的領域中也發生了：專門對國際關係進行研究的學者群體。根據威廉和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一份年度報告显示，該領域內30%的研究人員聲稱，除了英語以外，他們所擁有的專業知識並不需要其他語言;有一半以上的研究者表示，在他們的工作中很少或從不引用非英語的文獻。(然而，40%的研究者將中文列為僅次於英語的最有價值的語言。)至少在美國，近幾十年來，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顯著增加反而產生了一個更為狹隘的學科。

部分問題出在教授身上。學術界的一條鐵律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所有的學科界限都將打通。英語教授漸漸疏遠了小說和文學理論。經濟學家羡慕數學家。政治科學家放棄應對權力和政府的困境——這是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斯·韋伯、漢斯·摩根索等思想家所關注的問題，只是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小心地對細節問題提出假設。在學術研究上犯錯比研究那些細枝末節問題更缺乏吸引力。學者們研究的問題幾乎完全源自以往學術交流中未曾明說的那些東西。任何一個研究生一開始所學到的就是，必須首先“填補文獻的空缺”，而後才判斷是否值得填補。博士課程也只是教青年學者們在多個領域進行讀寫那種錯誤且卑微的工作。如果有必要，就借用他們同行的術語，然後以同樣的熱情和有效性向更廣大的受眾解釋他們的發現。

當然，這種對美國學術界的狂熱崇拜可能是被誇大了。舉例而言，現在，那些俄羅斯和歐亞大陸的年輕學者們，因其所掌握的語言技能和對本土情況的熟知而受年長同行們的嫉妒——部分原因是聯邦政府對於該地區的大量投入，另一部分原因也在於當下的很多學生本身來自於該地區，並選擇將自己的學術生涯放在美國的大學里。當抽象概念與對特定文本的現實理解相結合時，甚至是量化研究越來越多的政治科學也有所惠及。統計建模、田野調查和“大數據”已經徹底變革了多個不同的領域，如發展經濟學、公共衛生和產品營銷。沒有理由不認為，類似的技術也同樣可以豐富國際事務的研究，而私營公司已經在開墾該領域。諸如Dataminr(一家創業公司，該公司專門分析社交媒體信息，用以探測突發新聞產生模式)之類的公司如今追蹤着從環境危機到武裝衝突的所有事件。外交政策專家習慣於爭論戰爭的起因，而今天他們可以實時看到戰事的慘烈。

更深層的問題出在資金和黨派政治上。在一個充斥着全球化英語的網絡世界，私人贊助者已大幅削減了其對某些工作的支持，這些工作被政治學家理查德·菲諾稱之為“浸潤和突進”(soaking and poking，譯者注：按維基百科相關內容的解釋，即研究者憑藉因其所獲取的本土化的身份、地位等，進而得到本土化知識體系的那種研究方式。)：包括學習那些較具難度的語言、生活在陌生的社區以及弄明白複雜的歷史與文化。現在，幾乎沒有哪家美國的主流基金會為國際和區域研究提供的經費支持可以接近二十年前的水平。以時髦的語言來說，在顛覆和履行社會企業家精神的影響下，各大基金會的董事們希望研究項目都具有可行性，而其影響也應是可度量的。而短期內，對那些本身就很難習得的技能進行大量投入是不可能產生效果的。這些發展並不代表一種單純的轉變，將研究重點從俄羅斯和歐亞地區轉換到中東和東亞(這裏將是全球政治秩序合理化的一個支點)。舉例而言，紐約的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在2009年終止了其對穆斯林社會進行的久負盛名的高級研究計劃，而且，此後不久放慢了其原定更廣泛進行的伊斯兰教計劃(Islam Initiative)。

美國政府也紛紛效仿。暫停“Title VIII ”項目只是最近的一系列削減計劃之一。外語援助計劃(The 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Program)——該計劃創建於1988年，為各地學校提供來自教育部的配套獎學金，用於幫助外語教學——於2012年終止。而此前，用於資助大學基礎性區域研究的“Title VI”項目經費已經下降了40%並持續停滯。如果以約翰遜總統執政期間資助“Title VI”項目的撥款標準來看，即使在去除通貨膨脹因素的情況下，該項目也將獲得近十億美元。但是，2014年，該項目所獲資金也僅僅略低於6400萬美元。

相同的事情也發生在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資助上，尤其是那些涉及“國家安全教育計劃”(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簡稱“NSEP”)的項目資助，該計劃提供了對從事外語研究和加強文化滲透的學生進行的經濟支持。NSEP成立於1991，由大衛·博倫(David Boren)倡議建立，隨後得到了俄克拉荷馬州民主党參議院的響應，該計劃的目標是訓練一支全新的、冷戰後一代的外交事務專家隊伍。該計劃同意將博倫獎學金和博倫基金(Boren Scholarships and Boren Fellowships)提升至3萬美元，而作為交換，優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其畢業后至少要在聯邦政府的國家安全機構工作至少一年。然而，鑒於其聲望，儘管名義上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兩方的支持，如今博倫計劃(the Boren program)相比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所提供的資助已經很少了。

NSEP的另一組成部分是創新性地倡議對繼承語持有者——即那些自然具有外語能力，並希望提升其英語專業技能的美國公民——進行資助，如今也縮水了。(譯者注：hertiage language，族裔語或繼承語，一般指一個人的父輩或祖輩的母語)該倡議的資助對象從未超過每年40人，其中多數人的第一語言是阿拉伯語或漢語，而且資助對象的數量正在持續下降，2014年僅有18人。(該計劃目前由我從教的佐治敦大學主持。)雖然，一個令人欣慰的跡象是，NSEP語言先鋒項目(NSEP’s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的入學率有着顯著增加，該項目所提供的資助用於學校開設高級語言課程，從而研究那些被認為對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的語言。但是，原始數據显示美國下一代的語言學家數量實在太少。去年，入學所有受NSEP贊助的語言項目的學生總數(包括，學習阿拉伯語、中文、印地語、韓語、波斯語、葡萄牙語、俄語、斯瓦西里語、土耳其語、烏爾都語和約魯巴語)不足千人。

伴隨這些趨勢的此起彼伏，對全球事務的學術研究，特別是由國家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簡稱NSF)資助的那些工作，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每年對NSF撥款約有73億美元，其中有一部分——不超過2.6億美元——用於行為科學、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研究。在這一小部分中——大約只有1300萬美元用於資助政治科學家，而且用在國際事務研究上的数字更小。即使如此，這些學者們如今也遭受了痛斥，而這樣的指責曾經主要是針對國家藝術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

僅舉一例，過去兩年中，NSF一直受到眾議院科學、空間和技術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的特別關注，該委員會負責監督基金會與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NASA及其他機構合作的項目。委員會想要批准對所有NSF資助的項目進行相關性測試，用以要求基金會確認所有納稅者繳納的錢都被服務於“國家利益”。在最近的一篇針對希爾、拉莫·史密斯(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代表委員會主席)評論文章中，作者嘲笑了NSF資助的多項工作，包括新西蘭環境史研究、土耳其的女性與伊斯兰教，以及印度地方政治。“研究下美國，如何?”他寫道，“聯邦研究機構有義務向全美納稅人解釋，為何他們繳納的稅金被用在了為大學教授提供免費的海外度假上?”為了應對此類批評，學術協會自己雇傭了一些遊說者，用以重申以下事實：如今，相比政治博弈的對象，教育和科研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低，僅僅與一些私人企業和相關利益集團的願望清單相等同。

這場對於中立性的“聲討”，是更廣泛的發展趨勢的一部分：政府資助學術項目的軍事化。從事國際和區域研究的學者們易於獲得戰略上的優先考量。當申請聯邦政府補貼和獎學金時，甚至歷史學家和文學教授也變得慣於兜售各自工作的政策意義。然而，今天，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資助直接來自美國國防部。密涅瓦計劃(Minerva Initiative)的相關部門為相應研究提供了支持，用於“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戰略重點領域”，以及“針對由國防部長確定的特定主題區域的項目“作為對應的應用研究。在當前的三年周期內，直至2017年，該計劃預計將支付1700萬美元給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研究人員。有數百萬人已自2009年首輪開始后已獲相應的資助。

但是，在那些廣泛意義上支持國家利益的研究與直接增強國家安全的工作之間，仍有所區別。舉例來說，在教授阿拉伯語和中文上開發新技術，或是分析歐盟的法規政策，前者的必要性顯然不如後者。當學者們需要科研經費，而政府方面則需要可操作的分析時，其危險性在於，“國家安全”一詞的內涵就會被激劇拓展，超過任何合理的定義範圍。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一個跨國威脅真正形成的時代，知識——這個曾經被認為由政策所限定範圍的領域——如何應對大規模的抗議並阻止犯罪，這些都極易陷入監視與磨洋工的問題之中。

曾經，由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意味着賦予美國政府在其與各國家之間互動時的一種領先地位。而現在，隨着諸如密涅瓦計劃等的實施，直接賦予政府領先地位已經超過了直接管理這些項目所帶來的誘惑。最近，密涅瓦計劃已將注意力放到了以下問題上：大規模政治運動的起源、明尼蘇達州圍繞索馬里難民問題的“激進化”，以及概而言之的“在美伊斯兰教轉化的研究”——旨在提供“讓政府使用的監督任務的選項”。由密涅瓦計劃資助的學者們與美國軍方研究機構的項目管理者合作，學者們向國防部長進行彙報，而國防部長則根據研究成果來確定與戰略重點相關的研究主題。在一種對強調全球威脅和國土安全進行激勵的機制中，“邪惡”就存在於這些研究成果中。在這一框架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就成了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而桑迪·胡克大屠殺(the Sandy Hook massacre)則是警察與心理學家關心的事——這樣的區別，不僅對於社會科學來說是荒謬的，對公共政策而言也是令人不安的。

全球戰略的代價

事情可能會有所變化。對外語研究、文化滲透、和高級調查等項目的資助可能將成為一項政府戰略，其資助的水準可能會恢復到前幾年。研究和教學工作可以從國家安全機構中剔除，因為這些工作可以以“Title VI”教育部的典範，或者以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慣用做法來獲取公眾信任。通過教學來進行知識的創造和傳播可以免於政治“騙局”(gotcha)。而國會工作人員可以把時間花在其他比去NSF檔案中深挖受公眾嘲笑的深奧課題上。

與此同時，大學都需要發揮自身作用。學術界可能、並確實在變得一團糟。研究人員和研究生們不應以如何將自身融入其所在領域的學術主流為判斷依據，而是應以如何做到真正的原創並與世界接軌為目標進行學術判斷。是否有獎學金資助不應使研究縮減到只是關心國家安全的狹隘道路上。然而，很難理解為何有人致力於投身國際事務的研究而又缺乏對服務於公眾利益的承諾，因為這項研究是一種源於對人、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價值的追求。

鑒於沒有人能知道未來危機將在何處爆發，擁有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廣泛的智力儲備是推行全球戰略的籌碼。昨天還明顯並不相關的事情——舉例而言，對烏克蘭東部的人口統計，或是大眾對西非公共衛生狀況的態度——都將突然引起相關的後果。以這種主題方式獲取智力資源，塑造了某種被J·威廉·富布萊特所言“以他人之眼看待世界”的心理結構——一種人們合理地看待各自身份、利益需求、政治取向和領導人的理解方式，雖然這種方式乍一看可能是奇怪或錯誤的。它還為識別聰明的政策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支撐，尤其是對那些被誤導的問題。權力應舉重若輕：碎片與特殊的文化知識，可以在真實理解某事與錯得離譜之間形成關鍵性的區別。

國際事務的教育和研究也是一個國家國內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民主社會依賴於擁有一支官方以外的見多識廣的專業核心人員——這些人在大學、智庫、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養成專業知識以抵禦來自政府的壓力。許多國家可以布防導彈、派出驅逐艦;而只有少數國家可以成立一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或者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然而，後者才是吸引人們從世界各地各自的研究機構來到這個國家的原因。例如，倫敦大學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東方和非洲學院(SOAS)，它關注於對亞洲和非洲的研究，這裡是一個各種語言和引發各類事件的聚集場所，韓國人、尼日利亞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這裏接受世界級的教育，除此以外，還對朝鮮和韓國、尼日利亞和巴勒斯坦等領土問題進行研究。

所有這一切都指向，當得到充分的資助、公眾的尊重和從涉及國家安全的緊急事件上提供保護時，國際與區域研究多麼重要。它們的主要作用並非是推動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更確切的是，約束政策制定者：通過显示為何事物總是比他們認為的要更複雜，如何預見意想不到的後果，而何時以對歷史文化的現實的理解來調和野心。半個多世紀以來，整個世界已經被一個簡單的事實所重塑：美國可以用一種具有同理心的好奇感來看待其他國家——包括這些國家的歷史與現狀、神話和世界觀。保持這一能力不僅是一個強國對未來的保障性政策，也是其所具有的開放、好奇和精英社會的本質。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Charles King

CHARLES KING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

Source URL: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decline-international-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