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最佳論文獎(2010-2015) | 群學複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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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會比較歷史社會學組Charles Tilly最佳論文獎,也是比較歷史學研究者夢寐以求的論文大獎。這裏重點介紹最近五六年的獲獎論文,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兩個方向:或者是通過比較的方法去比照不同國家的制度演化邏輯,分析相似的國家歷史發展路徑中的差異性;或者就某一個特定國家特定歷史事件進行第一手資料的深度挖掘,以剖析該歷史事件發生的內生性因素。


嚴飛

2015年12月18日

2015 Award


Winner:Melissa Wilde and Sabrina Danielsen. 2014. “Fewer andBetter Children: Race, Class, Religion, and Birth Control Reform in America.”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 119(6): 1710-1760.


《更少和更好的孩子:美國種族、階級、宗教和計劃生育改革》

在20世紀初,避孕葯是非法的,尤其對宗教團體來說是禁忌。但在1929-1931短短兩年內,美國許多最突出的宗教群體宣稱避孕葯是道德的並開始提倡廢除束縛他們的法律。從沉默到直接被其他宗教團體譴責,這些聲明和辯論又使得美國宗教領域第一次按性和性別進行劃分。這篇文章解釋了美國的宗教團體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所採取立場的原因。在此過程中,它證明了劃分今日美國宗教形態的性和性別政治其實植根於百年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中。



2014 Award


Winner:Robert Fishman and Omar Lizardo. “How Macro-HistoricalChange Shapes Cultural Tas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2):213-239.

《宏觀歷史如何形塑文化品位》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證明了大規模的宏觀政治變遷可以有力地規定製度實踐如何塑造個人的文化選擇。作者研究了20世紀70年代兩個長期相似的社會(葡萄牙和西班牙)從權威轉型到民主不同途徑的對偶比較。2001年歐洲民意調查數據表明,雖然在民主轉型之前出生的兩國公民具有相似性,但在民主制度下出生的葡萄牙青年的文化選擇比相應的西班牙青年更具有雜食性。作者通過結構化、集中比較的方法闡明這一難題。作者的觀點是,葡萄牙的革命推翻了眾多社會機構階層並啟動一項雄心勃勃的文化轉型的項目,而西班牙以共識為導向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重塑政治制度。作者的研究表明,這種宏觀的政治分歧導致了在制度層面的一個關鍵跨案例的差異。葡萄牙的制度實踐鼓勵年輕人採取一種后規範的、反分層傾向的方式發展文化的雜食性,而西班牙則是通過逐漸灌輸一個階層化的、以規範態度為主導的方式限制文化的雜食性。



2013 Award


Winner
:Elisabeth Anderson (Northwestern). 2012. "Ideas in Action: The Politics of Prussian Child Labor Reform, 1817-1839". Theory and Society 42: 81-119.


《行動中的理念:普魯士童工變革的政治學(1817-1839)》


本文解釋了1839年普魯士工廠童工雇傭之法律規範的政治學根源。這篇文章有兩個目的。其一,本文試圖解釋普魯士採用特殊法律的原因。對這項特殊政策之所以改變的現有歷史解釋是不正確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解釋並沒有考慮到關鍵性改革的實際動機和意圖。其二,本文升華了理念的理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如何發揮作用。理念與體制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作為政策變化的激勵因素和資源。作為激勵因素,它們驅動政治行動和形塑政策方案的內容;作為資源,它們使政治行動者招募支持者並建立聯盟。筆者提出理念、動機和政治行動之間關係的理論,並制定評估政治行動者表達動機的可靠性的方法論框架。此外,筆者解釋了政治行動者如何通過部署三個具體的觀念策略(框架、借用和引用)來將想法作為資源來使用。通過追蹤童工問題的不同理解如何激勵並體現在兩個相互競爭的童工的政策建議,作者表明改革的基本理念如何對政策結果有着顯著的影響。


2012 Award


Winner
:Nicolas Hoover Wilson, 2011. "From Reflection to Refraction: State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India, circa 1770-185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5):1437-77.


《英屬印度的國家行政管理(約1770-1855年)》


多數學者認為國家行政機構的不同,是因為統治者迫於州際競爭的壓力和受制於他們管理社會的社會結構試圖最大限度地開採資源。但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約1770-1855年英國殖民稅收管理在印度的變化。英國整體上通過兩種不同的模式來組織土地稅收征管。這兩個系統最初都採用一種收益最大化的說辭,但結果並不是明確地更適合印度的社會結構。相反,管理者通過了解他們自己(一群根本上類似或不同印度人的人群)來解釋一個看似不透明的印度社會。


2011 Award


Co-Winner
:Danielle Kane and Jung Mee Park, 2009. "The Puzzle of Korean Christianity: Geopolitical Networks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2):365-404.


《韓國基督教精神之謎:二十世紀早期東亞地區的政治網絡和宗教皈依》


本文使用韓國基督教成功之謎來建立一個超越國界的理解宗教傳播的模型。作者認為,過去佔主導地位的微觀層面的網絡理論無法解釋新教在韓國取得不尋常成功的原因。相反,東亞宏觀層面的活動,地緣政治學網絡系統所挑起的民族主義儀式改變了這一轉換的利害關係(或促進或延緩網絡發展)。在20世紀之交,不平等條約一方面打開了傳教士在韓國傳教的渠道,也相應地挑起了民族主義儀式的爭端。在中國和日本,這些儀式通過攻擊基督教而產生了大量的愛國分子,並導致基督教網絡的增長放緩或逆轉。而在韓國,基督教則與這些儀式兼容,兩者之間的對話持續增加。這個例子突出地說明,相對於微觀層面的網絡理論,嵌套網絡對於理解國際宗教傳播具有更大的解釋力。

Co-Winner
:Andreas Wimmer and Yuval Feinstein, 2010.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5):764-790.


《世界各地民族國家的興起(1816-2001)》


在過去200年中,為什麼民族國家會取代帝國、王國、城邦等國家形式在世界各地擴散?基於145個當今民族國家從1816年到其實現民族建國那年的所有信息的一個新數據庫,作者從幾個重要方面檢驗了現代化、世界政治,歷史制度主義理論。事件歷史分析表明,當權力的轉變允許民族主義者推翻或吸納已建立的政權時候,民族國家更有可能出現。在一個帝國或鄰國之間的民族國家的擴散也使得權利的平衡向贊成民族主義者一方傾斜。作者發現,沒有證據表明工業化的影響、大眾文化的出現或日益增加的直接統治與蓋爾納(Gellner)、安德森(Anderson)、蒂利(Tilly)和赫克托(Hechter)的現代化理論相關。正如邁耶(Meyer)的世界政體理論所提出的,民族國家模式日益嚴重的全球霸權也不是一個好的指標去預測單個民族國家的形成。筆者的結論是,民族國家的全球興起是基於地方和區域層面所產生的近因和情境政治因素所驅動,而不是由國內或全球的一種長期結構性力量所操縱。


2010 Award


Winner
:Dan Slater, 2009. "Revolutions, Crackdowns, and Quiescence: Communal Elites and Democratic Mobi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1):203-254.


《革命,鎮壓和靜止:東南亞的社區精英和民主動員》


雖然城市民眾動員經常對獨裁政權的崩潰起到促進作用,但民主化進程中有關社會力量的文獻並沒有對這些民眾抗議事件進行充分說明。儘管這些政權更替的結果很普遍,但這些文獻也沒有系統地比較民主革命和專制鎮壓及慢性靜止的情況。本文通過強調民族主義者情感訴求、宗教感情、團結一致和神化獨裁政府的高風險抗議活動的重要性,來批評民主化文獻過分注重階層行動者和經濟因素。通過對七個東南亞國家的比較歷史分析表明,民主起義更有可能在社區精英(民族主義和宗教權威的一個社會的主要擁有者)採取對立的姿態時出現在並取得成功。因此,解釋動員結果的變化需要檢查社區精英是否已經在政治發展的長期過程中獲得了政治卓越和政治自治。


編輯:張亮亮 劉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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